距離2018年高考已不足20天。
高考從來就不是近千萬“家有考生”家庭的事，而是全社會普遍關注的大事，因為高考早已不僅是基礎教育的“指揮棒”，它更是維系社會穩定的“減壓閥”，因此高考的改革牽動著整個社會最敏感的神經。
繼上海、浙江2014年率先啟動高考綜合改革試點后，今年又有多個省份加入到新一輪的試點當中，這意味著新高考時代已經來臨。
然而，首輪改革雖旨在打破“一考定終身”、擴大學生自主選擇權、不分文理和增加高校自主權，但高考改革從一開始就面臨爭議，對于新高考改革的集體焦慮彌漫在家長、考生和教師中間。
作為高考改革的風向標，浙江、上海兩地取得了哪些成效，又走過了哪些“坑”？即將啟動高考改革的省份應該做哪些準備？高校和中學之間如何緊密銜接？近日，在 “破除誤解 推薦改革——新高考改革背景下課程改革與人才培養”論壇上，不少專家指出，對于高考改革還要更加寬容，因為，任何改革都是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完善的，高考改革也不例外。
“逃離物理”現象客觀存在
改革中出現的問題要通過改革來解決
“逃離物理”現象應該是上海、浙江改革試點時遇到的一個“坑”。
去年上海、浙江兩地的新高考剛剛結束時，媒體上很快就有了這樣的報道：上海選擇物理科目的考生僅占總數的30%，浙江的近30萬考生中，選考物理的也只有8萬人。物理學科似乎被考生“嫌棄”了。不僅如此，媒體同時披露了另一項調查結果，2017年復旦大學在第一次統考“大學物理”時，浙江、上海生源的大一新生整體不及格率也遠高于往年。
新高考后，物理學科猝不及防地遭遇了尷尬。
專家表示出現這種現象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趨利避害本來就是人們進行選擇時的一個本能的原則。高考改革后，新的學習方式、新的考試賦分方式，必然帶來新的選擇規則。
學生們不選擇物理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物理難學，難學就意味著拿高分難，這讓一部分學生望而卻步。
再加上新高考對選考的三科采取了新的賦分方式，也加劇了這種現象。
實行選考，每門考試科目的選考人數和考生結構不一樣，必然帶來如何進行比較的問題，為了選考科目之間的相對等值，浙江和上海都采取了等級賦分的辦法，也就是要以某一個學生的成績在所在省份所有考生中間的位置來確定等級。
那么我們來分析一下。成績很好的學生無論采用何種賦分模式都會選擇物理，因為高校中一些好專業（電子、建筑、計算機等），物理是必考的，要報考這些專業必須選擇物理。而成績較差的學生無論采取哪種賦分模式可能都會傾向于放棄難度較大的物理。因此賦分方式對這兩部分學生的影響不大。而對于成績中等的學生來說就有了兩種選擇，一個是和成績好的學生一樣報考物理，但由于報考人數較少，極有可能等級賦分不夠理想，所以，很多人可能進行另一種選擇——跟差生一樣選擇放棄。
這樣，如果報考學生數量較少，即使是本來成績不太差的學生，也可能由于人數太少而處在了比較靠后的位次。這會造成更多人在選擇時的猶豫。
“逃離物理的現象是客觀存在的。”上海考試院黨委書記劉玉祥在總結新高考的得失時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
好在，經過整整一輪的實驗，改革試點的上海市和浙江省都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更進一步的研究，對政策進行了完善。
浙江省公布了《關于進一步深化高考綜合改革試點的若干意見》，針對物理選考人數下降的問題，建立了保障機制：當選考某科目某次考試賦分人數少于保障數量時，以保障數量為基數從高到低進行等級賦分。如何理解呢？浙江省統計了2013~2017年授理學、工學學位專業在浙江省高考錄取考生中的人數，獲得了物理科目的保障數量為6.5萬，也就是這個數字能滿足省內外高校在浙江省選拔培養理工科類專業人才最基本的生源所需。一旦物理科目考試賦分人數少于這個保障數量，就啟動保障機制，以保障數量（6.5萬）為基數從高到低按規定比例等級賦分。也就是說，如果報考物理的人只有3萬人，仍然按6.5萬人為基數進行等級劃分。
“改革本就是試錯的過程，不可能不會遇到問題，經過一輪實驗，一些問題基本找到了有效的解決辦法，比如物理選考的問題。”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志文說，“沒有問題是不可能的，我們需要積極面對遇到的問題，積極因地制宜找到解決辦法，堅持改革，通過改革解決遇到的問題。”
高考改革向下影響基礎教育
“選課”和“走班”考驗校長決策與規劃能力
高考改革試點的意義除了發現改革道路上的“溝溝坎坎”，更大的意義在于由改革撬動整個教育生態的升級換代。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廈門大學考試研究中心主任劉海峰表示，以往關于高考的各種改革次數不少，但都是某一個側面或某個層面的改革，這一次改革是有全面思考和總體設計的，涉及考試招生的方方面面，是一個頂層設計的系統改革。
高考改革“牽一發動全身”，它的變化必然會向下對基礎教育、向上對高等教育產生更為深遠的影響，而這種變化和影響也只有在改革的前進過程中才能邊磨合邊完善。
不少人這樣定義新高考的意義：教育由此進入了“自選時代”——學生對自己學什么、考什么都有了更大的自主權。
那么，問題來了。當新高考把更多選擇權給了學生，高中能做些什么？
增加課程的選擇性，主要是“選課”和“走班”兩個方面，“這要考驗校長的課程決策與規劃能力，教師的課程開發與實施能力，以及學生的課程選擇與修習能力。”浙江省特級教師、原浙江省寧波中學校長李永培說，作為校長需要的是穩定的學習時間，希望用最少的班級變動次數，最短的走班學習行程來規劃新的教學模式。
其實，單純的“選課”“走班”并不陌生。
“只要有選考科目就會有選課走班”，武漢外國語學校教科室主任吳小平說，“學校開設的外語課程就是選課，外語教學就是走班，沒有高考改革之前我們就有這樣的制度。”
但是，在新高考背景下，“選課”“走班”不再是一兩門課由于課程特點而進行的自發行為。它是一種人才培養模式的變化，“兩依據、一參考”形成了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一整套高考招生模式和人才培養模式。
正是有過類似的嘗試，吳小平才感到新高考要從6個學科當中選3門記入總分，這20種組合要考慮到分類、分層教學后的場地容納問題、教師能力與數量問題，“選課編排不易，走班編排也不易呀！”
高考改革對上影響高等教育
不能只是選分還要會選人
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改革對基礎教育的影響人們似乎已經清晰地看到，但是高考改革向上——高等教育的影響似乎并不像人們期待的那樣明顯。
陳志文認為，新高考改革必然會帶來對高等教育的利好，“比如對高校辦學模式與方向的影響，對扭轉千校一面的狀況有顯著效果。”陳志文說，新高考在以專業為核心的志愿填報模式下，將更加強調高校本身的特色和學科的優勢，改革后即便是“985”“211”或者“雙一流”高校，也無法保證由一個體面的分數線就能錄取到優秀和適合的學生。“在這一點上，改革實際上與‘雙一流’建設形成了合力，迫使高校有所為有所不為，重新尋找自己的定位”。
一直以來，人們常常會這樣詬病高校的招生：“不是選人，而是在選分”。甚至有人極端地形容，高校根本不需要派專人去招生，招生的過程完全是由電腦完成的：電腦把每個考生簡化為一個分數，然后再“一刀切”地把這些“分數”帶回學校。
“有些學生對某些專業很癡迷，比如說喜歡機器人，他們能在全世界的比賽得金獎，但是不一定能被高考選拔出來。” 北京第八十中學校長田樹林說，我們怎么通過高考改革真正給這些孩子開綠燈？
中學校長的期待看似簡單平常，但其實挑戰巨大。
高考不僅面臨如何把在某方面有特長的孩子選擇出來，新高考后大多數孩子都將一改過去千人一面的狀態，他們的中學學習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成為各具特色的個體。
不少專家表示，高校的準備似乎并不充分。
武漢理工大學學工部副部長吳先超表示，2014年國務院頒布考試招生制度改革文件之后，對各個高校的沖擊非常巨大。“未來進來的人才是個性化的，不同的學生要培養成符合學校要求的人才，不同類型的學生也要尋找個性化的出路”。
吳先超認為，新高考背景下中學和大學不應該再處在彼此隔離的狀態，而大學和中學的交流，可以分為“硬溝通”和“軟溝通”。線上溝通是硬溝通，比如針對新高考制度，高校首先要提出選考科目要求，這屬于硬溝通。線下的軟溝通則更多，比如，針對生涯規劃大學可以派專家教授到中學開講座，對高校專業進行介紹和講解，接受考生和家長到學校參觀游學等。“其實大學類似的資源很豐富，但是大學的準備不充分，跟中學溝通連接不充分，這方面未來發展潛力非常大。”吳先超說。
應該說，2014年啟動的新一輪高考改革是我國歷史上最全面徹底系統的一次改革，不僅對考試科目有調整，對錄取也做了根本性的調整。雖然在改革的過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難，也發現了不少問題，批評和質疑也從沒有間斷過，不過，高考改革最重要的應是堅持。“我更希望社會各界對高考改革持寬容的態度，不要過于放大細節問題。只有大家寬容支持，高考改革才能堅定前行！”